在北京大红门地区服装市场一带居住并做生意的浙江人，并非都是生意场上的富豪。听他们说，真有钱的早买楼走了，留在这里的是至今为“淘金”疲于奔命的，很多在当地就是农民，能吃苦也勤劳作，也能忍受环境恶劣，但就其素质而言，公共意识、环境意识和对子女的教育意识都比较淡漠。
说到当地外来人口的素质，公交部门和交警都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。2路公共汽车因总站设在海户屯闹市，为来往生意人提供了不少方便，但他们大包小裹，再生拉硬拽一辆装满服装的行李车挤上2路车是每天都要上演的“连续剧”，车门上不去，就从车窗往里递。据车站队长讲，2路车损坏很快，门条的皮子、窗玻璃几天就得一换。因为经常是一半人一半货，其他乘客总是为公共汽车是拉人还是接货而怨声载道。交警的烦恼也一言难尽，大红门地区的交警说，指出乱穿行的违章车辆就“且讲着呢”，因为这些人头脑中没有交通法规的概念，有的在家乡闻所未闻，这只能让交警费尽口舌，而因为被罚款到交警中队大吵大闹的也不乏其人。
浙江人许多皆携家眷而来，其子女多以借读的方式就读于大红门地区的中小学。据学校老师反映，孩子的家长普遍对学生学习关心不够，甚至淡漠，或认为知识无用。记者问及这些孩子在校学习情况，老师说，“浙江村”的孩子都比较灵，但在成绩上两极分化明显。有的品学兼优，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，也有一手戴硕大戒指，一手拿手机不学无术的差生。无论优生、差生，学生家长无一例外地因忙于生意而难露一面。需要家长签字的东西也难落一笔，因为他们中不少人不识字，“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了。”
虽然有九年义务教育法，但出于生意、生计、文化素质等原因，不少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抱有很大的功利性：学习好就供其上学，成绩差莫如早些赚钱。因此这一带的孩子们时有辍学，因不断变更居住地而造成的隐性失学更难以统计了。一位初中的数学老师告诉记者，班上曾有一名“浙江村”的孩子，因为中途插班进来，原来基础不好，成绩不理想。终于有一次其父来开家长会，问孩子成绩如何，老师如实相告，本意在唤起父亲对儿子学习的关注，岂料其父尚未听完就当即拍板：学习不好，不用念了！
一名“浙江村”的孩子因与别人闹矛盾，一气之下宣布退学。班主任老师每次在市场上看到他，总是苦口婆心地规劝，告诉他什么时候回来都随时可以给他补课，并为他留着课本。但孩子说，老师别费心了，我爸说了，有钱将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用不着费脑筋学习。
有关人士指出，民工性质的流动人口因其素质低而给管理带来很多困难，也使本来就压力重重的环境增加了更多人为的矛盾。而以“淘金”为目的的人们，自身的价值观、金钱观也在直接或间接着误导孩子，这一切，必将给成长中的孩子带来长久的负面影响。
